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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雜誌社收到高檢處發來的第一張「鄭南榕涉嫌叛亂」的傳票。那天是星期六，開完編輯會議後，鄭南榕找我和鄭肇基吃飯，商討後事。他問我們對雜誌社有什麼打算，鄭肇基先問他對官司有什麼打算，鄭南榕硬生生的講了一句英語：“over my dead body!” 那是一頓最難受的午餐，三個人沒有再說半句話。我們坐在餐廳臨窗的桌子，午後的冬陽穿過人行道上的白千層樹，細細碎碎打在身旁的玻璃窗。塵世乍見亮麗，這個人，就這樣斬釘截鐵和死亡訂了約期。
◎ 胡慧玲 (我喜歡這樣想你作者)
「行動思想家」
「我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下決心很慢，一旦下了決心，就很堅定，不會改變。」
「從工學院重考哲學系，我花了兩年的時間思考、下決心。選擇讀工學院的時候，是因為我單純的認為一個人先要有謀生的立足點，才能有其他方面的追求。下決定重考哲學系，則是我想清楚了：我是第一流的思想家，為什麼要做第三流的工程師？」
「套用殷海光的術語，我是一個行動思想家。思想家分兩種，一種是言論思想家，只能坐而言。殷海光就是這樣，他運打電話都不會，對科學儀器非常陌生。另一種是行動思想家，願意起而行。主張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人，對封閉社會很重要，經由他們的努力，才可以打開社會的封閉性，讓大家知道自己有多元選擇的權利和機會。」
「妳問我，有誰稱得上是行動思想家？近代史上許多獨裁國家裏，都有這種人物，像蘇聯的沙卡諾夫，一個人對抗那麼龐大的統治機器；還有，臺灣的邱義仁，也是一個行動思想家。」
這是三月上旬鄭南榕和我的一段對話。三月十二日，是《自由時代周刊》創刊五週年紀念日，因為我是雜誌社最資深的編輯，鄭南榕囑我寫一篇「自由時代五週年史」的文章，刊登在雜誌上。那時候，鄭南榕已經四十幾天沒有回家了，全天候駐在雜誌社等待拘提。辦公室內外的防禦工事也一道道構築起來，鐵門、鐵窗加鐵絲網，大型照明設備、手電筒……，還有總編輯辦公室桌子底下三桶汽油和一支打火機。在那種凝重、悲壯又無奈的氣氛裏，我彷彿看見鄭南榕正一步一步，慢慢的、堅決的走向死亡。我知道，這篇文章，無論如何我是寫不出來了。但是我仍然與他約好，禮拜天雜誌社人比較少的時候，我要對他做個「官式訪問」。那天的訪問，就在叢書部辦公室，從下午五點，談到深夜十一點。
我與鄭南榕認識十年，共事五年，在雜誌社一起面對數不盡的難題困境，一起面臨一波波接踵而來的危疑震撼，一起度過二千天的艱辛歲月，這麼長久的共事經驗，彼此幾乎只要揚個眉、眨個眼、做個手勢，就知道對方的意思；再複雜的問題，通常只要兩三句話，馬上就有共識，我真要寫一篇〈自由時代五週年史〉，根本無須對他做什麼訪問。但是，在那個大多數人仍然以不信、嘲諷、玩笑、鄙視或不解的態度看待他「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抓得到我的屍體」的宣言時，我卻深深確信他的死志。我認為，不管是對他、對我、或對其他了解或不了解他、喜歡或不喜歡他、贊成或不贊成他的人，有些藏在內心深處的話，我要鄭南榕自己親口講出來，就算是他最後一次對生命的信仰和死亡的告白吧。
二二八帶給我終生困擾
鄭南榕出生於一九四七年的臺北城內，二二八大屠殺之後。他在他第一次求職履歷表上寫著：「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事件帶給我終生的困擾。因為我是個混血兒，父親是日據時代來臺的福州人，母親是基隆人，二二八事件後，我們是在鄰居的保護下，才在臺灣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浪潮裏，免於受害。」
後來他之所以強烈主張臺灣獨立，並且不惜以身殉之，也和二二八事件有關。
他說：「我在大學時代就有臺灣應該獨立的想法，那時候我認為，第一、臺灣要走上民主政治的話，一定要先破除國民黨的統治神話；臺灣只有獨立，才可能真正民主化，才可能真正回歸人民主權。第二、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國與臺灣兩地經濟、文化、法治、生活水平相差太遠，強行合併，悲劇自然發生。現在，這種情況再度發生於海峽兩岸，只有臺灣獨立，才可以避免另一次二二八事件。」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鄭南榕坐完將近八個月「違反選罷法」的政治牢，才出獄，他就開始大肆聯絡政治上的朋友見面。依人情之需，大家都是帶著久別重逢、寒暄敘舊的心情前來探望。我深刻記得，在鄭南榕住宅的閣樓，大夥話說不到幾句，話題還停留在問候他的獄中生活，只見鄭南榕臉色愈來愈鐵青，他沈著聲說：「你們知道今年是什麼日子嗎？」大家相看一眼，不知道這傢伙莫名其妙發什麼火，停了一會兒，只聽得他生氣的說：「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
那時候，「二二八」這個字眼還是個絕對的禁忌，是一輩臺灣人不願意提及那場屠殺，年輕人更不曉得四十年前臺灣發生過什麼樣的悲劇。鄭南榕「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話才出口，我看到葉菊蘭臉上的神情由乍見夫婿的欣喜迅速轉為悲戚。一九八六年五月，鄭南榕搞了抗議戒嚴三十九週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同年六月二日，鄭南榕被國民黨以荒謬的「有逃亡之虞」，關到臺北土城看守所，而甫出獄，才離開那個政治風暴現場，他似乎迫不及待要去奔赴另一個更險惡的政治風暴。
沒多久，他邀集陳永興、李勝雄等志同道合的人士，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要求公布歷史真相，平反冤屈，訂定二二八和平日。他們在臺灣各地舉辦演講、遊行、悼祭亡魂。被蓄意遺忘或強迫空白或扭曲誤解的歷史創傷，四十年來第一次正式的、公開的攤在陽光下檢視、治療。老一輩的臺灣鄉親先是畏畏縮縮，接著是疑信參半，而後是淚流滿面的加入悼祭亡魂的行列。他們不再蝸居在暗房和盤纏心頭四十年的恐怖噩夢糾葛不清，大家終於有機會在眾人面前，不再害怕、不再恐懼，把靈魂深處的悲憤和冤屈陳述出來，自我療傷，相濡以沫，一步步走出歷史的陰影，也試圖經由各種努力，避免另一次的歷史悲劇。
在臺灣鄉親老淚縱橫、淚眼婆娑的景象裏，鄭南榕內心「造成終生困擾的二二八事件」到底自我紓解到什麼程度，我不得而知，但是他又迅速朝著同一個軌跡，去強力實踐他的政治信仰。
「我是福州臺灣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鄭南榕在臺北市金華國中操場一場公開演講中，同著臺下成千上萬的群眾，清楚、明確而堅決的說出：「我主張臺灣獨立！」這是臺灣現代史上石破天驚的宣示。
之後沒多久，有一位鄭南榕的老友，一位福州籍的王老先生給我見面。他憂心忡忡的問我：「鄭南榕到底在搞什麼？他為什麼要主張臺灣獨立？他再這樣硬幹下去，國民黨絕對不會放過他的。」王老先生說，前不久他已經找鄭南榕談過，勸他不要這樣傻，「你這麼一個外省人，提著頭去搞革命事業，就算以後臺灣真的獨立了，也沒你的份，又何必呢？」我問他鄭南榕作何回答，王老先生搖搖頭，很難過的說：「鄭南榕只寫了『鐘鼎山林，各有天性』八個字給我，就拒絕討論了。」
王老先生再三拜託我回去勸告鄭南榕，不要做這種徒勞無功的傻事，他說：「我們福州也曾經出過一個革命烈士林覺民，他為了理想犧牲生命，結果又怎麼樣？家破人亡，福份無緣。妳回去好好勸勸南榕吧！」在王老先生的哀勸聲中，我默默離開王宅。
在返回雜誌社的途中，我一個人沿著人聲喧嘩的街道慢慢走，晚春的微風輕輕拂面，一輪火紅豔麗的夕陽，正貼著遠處玻璃帷幕大樓，緩緩下降。我怎麼會去勸鄭南榕呢？這種事情，鄭南榕如果會聽人勸，鄭南榕就不是鄭南榕了。但是，我還是忍不住想起鄭南榕的妻子，那個奇情女子葉菊蘭，以及他們聰慧過人的小女兒鄭竹悔，想起中學國文課本上讀過的〈與妻訣別書〉，上面寫著「意映卿卿如晤……」亂世兒女，情緣難償。一邊走，一邊想，這條路竟是這麼舉步維艱。
在最後一次的訪問中，我問鄭南榕，許多人，就是所謂的外省人第一代、第二代，不管是在中國出生或在此地出生，在臺灣至少也住了四十年，他們彷彿不願意，或不能解開自己心頭的「臺灣結」和「外省結」。你的身分證籍貫欄上寫著你是「福建省林森縣」，依一般的說法，你也是所謂的「外省人第二代」，你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鄭南榕說：「三、四歲的時候，我就有這樣的疑惑，我弄不清楚自己是什麼人，不管是生活方式或語言習慣，我們都是一個臺灣化的家庭，可是整個社會當我是外省人。」我再追問：「到底你認為你是臺灣人，還是外省人？」鄭南榕抽了兩口菸，深深看我一眼，緩緩的說：「我是福州臺灣人。」
一流主義者
鄭南榕的父親鄭木森先生，憑著「福州人三把刀」的剃頭功夫，在宜蘭開了美容院，養家活口，鄭南榕出生於臺北，成長於宜蘭鄉下，以第一名成績考上宜蘭初中，畢業後，赴臺北就讀建國中學。在那一輩的宜蘭鄉親眼中，鄭南榕是一個「很會讀冊」的「宜蘭狀元」。
建國中學畢業後，他考上成功大學工學院。那年暑假，他大量閱讀文史哲方面的書籍，發現自己對哲學性、思想性的探索極有興趣，開始考慮改讀哲學系。他在成大休學、復學，花了兩年的時間思考、下決心，終於重考，考上輔大哲學系，第二年轉臺大哲學系，後來因為拒修「國父思想」課程，放棄了畢業證書。
整個大學時代是鄭南榕的人生觀定型期。他研讀胡適、殷海光、李敖的著作，精修邏輯分析、近代當代哲學分析，他說：「我是個一流主義者，我對人生的不清不楚，深覺痛苦。」
大二那年，鄭南榕初識殷海光，他說：「我每天從臺大走到師大吃飯，經過教授宿舍區，看到殷海光家門前有人站崗。」那時候的殷海光家像個超級瘟疫區，等閒人不敢靠近，鄭南榕既不是他的門生弟子，也不是他的親朋好友，竟然貿然登門造訪，每個星期固定到殷宅找殷海光談話，直到有一天，殷海光對他說：「不要再來了，這樣對你不好，你要好好把握自己。」才結束了這段奇異的「殷鄭對談記」。
鄭南榕說：「整個六0年代，臺灣社會瀰慢著『大學生的放棄論』的風氣，大學生對這塊土地不抱任何希望，放棄任何責任，只想讀好書，出國放洋，一去不回。到了七0年代，殷海光一死，李敖被抓，這種情況更加惡化了。」離開臺大校園時的鄭南榕，卻自覺是個煥然一新的人，他回憶說：「我完全告別童騃的無知，我強烈感受到臺灣不公不義的現象，也明確下定了本土化思想的決心！」
預官退伍後，鄭南榕和相戀多年的葉菊蘭結婚，並進入企業界工作。行動思想家怎麼一開始就投入資本主義的洪流？他說：「那時候私人企業的發展空間比較大，我要解決生活問題，並尋找抵抗的據點。」往後幾年，他先後在紡織公司做外銷業務，又自行創業，進口保健食品，後來又想辦雜誌，於是先從事文具、書刊的經銷，統統沒做成功，「因為沒錢、沒經驗。」鄭南榕乾脆俐落的回答。但是他還是一心一意要辦雜誌，理由是：「像我這種思想訓練深厚的人，辦雜誌是實踐信仰最適當的方式。」
獨特的出場方式
一九八一年，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完，他開始幫《深耕》雜誌、《政治家》雜誌寫稿。他常常跑到立法院旁聽，一坐就是一整天，「我要試試自己的能力，我把立法院當做我觀察政治、研判新聞、報導寫作的教室。」，鄭南榕很得意的說：「有的國會記者早上遲到了，中午喝酒來晚了，都要來跟我借筆記。」
那時，我曾經到他賃居的斗室，親眼目睹他土法煉鋼的浩大工程。為了一篇小小的訪問稿，他動用了兩架錄音機同步錄音，他強調，「更重要的訪問，我用三臺錄音機，萬無一失！」那時，葉菊蘭一旁挪愉：「鄭南榕這種搞法，一點成本概念都沒有。」我抬眼望望那個可稱為家徒四壁的陋室，書桌牆上掛著一張裱好的法律顧問證書。為了寫這些稿子，他竟然還聘洪貴參律師當他的法律顧問。那次造訪鄭宅的經驗，深深震撼了我。鄭南榕，這傢伙！
往後兩三年，我經常看見鄭南榕身著短褲、腳趿涼鞋的身影，出現在各種黨外場合。在美麗島事件後的恐怖遺緒裏，黨外圈子講究的是「出身」、「血統」和「淵源」，鄭南榕獨特的出場方式，毋寧是個異數，當然要招人物議。當時有個朋友對我如此形容鄭南榕：「最近黨外出現了一個幽靈，神出鬼沒的，老是黑著一張臉，皺著眉、抿著嘴，有時半天不說一句話，有時又突然冒出一句大家都聽不懂的話！」
漢子對漢子的相惜知遇
一九八三年年底選舉完，鄭南榕下決心要自己辦雜誌，他的解釋是：「我替許榮淑辦雜誌辦得很失望，《深耕》的經營亂七八糟，我應該自己辦，比較有看頭。」
八四年年初，鄭南榕開始積極籌辦雜誌，他去問鄧維禎的意見。鄧維禎介紹他認識李敖。
我始終很難形容他和李敖的關係，鄭南榕對李敖一直懷有類似「啟蒙業師」的尊敬，更敬仰李敖「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李敖對這個素不相識的小老弟，依我的理解，應該是「老弟有志若此，為兄相助，義不容辭」的態度。在雜誌草創階段，李敖對鄭南榕的幫忙，早已超過「俠義之風」的程度。尤其每次雜誌社遇難，李敖總是親臨現場，他那種體貼、細膩又堅定的援手，令我縈懷難忘。他為鄭南榕破了很多例，為鄭南榕做了許多原本他不太可能做的事。即使到後來，兩個人對臺灣前途的看法，越來越南轅北轍，話不投機，我卻相信他們依然維繫著某種靈犀相通的感情。其實，李敖和鄭南榕兩個人之間，並沒有世俗所謂的「私誼」可言，兩人都過著某種型態的清教徒生活，不習慣用飲酒作樂聊天的方式建立交情。他們兩人的感情，就我女性觀點的角度來看，或許屬於那種「漢子對漢子」、「英雄惜英雄」的境界吧。
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自述他籌備雜誌的準備，現實考慮上，第一，找許多人做「人頭」當發行人，做停刊時的備胎之用。第二，四處借錢，籌措資金。第三，標會、借錢買房子，以免被侵犯。至於心理準備上，他說：「被抓、被殺都不怕，簡而言之，就是說一路奮鬥到底。」鄭南榕開始向「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目標邁進。
鄭南榕臺大沒有畢業，依出版法規定，不能擔任發行人，他首先就找我丈夫林世煜和我，借大學畢業證書去申請發行人執照。當時我們為了雜誌的命名，還很嚴肅的開會討論，彷彿為一個新生嬰兒的遠景做第一步的規畫。討論定案：林世煜是《自由時代》，我是《先鋒時代》。後來我曾對他唸了幾句：「他媽的，鄭南榕，我這張臺大歷史系的畢業證書，唯一的用途，就是當你的發行人！」鄭南榕聽了，「呵，呵，呵！」開心大笑，眼睛亮亮的，帶著「這是給妳光榮」的意味。是的，從今而後，這是我生命裏的光榮印記，我甚至一廂情願的認為，這也是臺大歷史系的光榮印記。
《自由時代周刊》創刊五年多以來，其間的驚濤駭浪和危疑震撼，有目共睹，無庸再提。我最常遇到的是別人的疑問：「鄭南榕那個人怪裏怪氣的，極難相處，妳怎麼和他共事那麼久？」
我相信，一個人初識鄭南榕，很容易在五分鐘之內發現他所有的缺點，這些缺點包括他脾氣剛烈、愛憎分明、推論跳躍、不愛講話時就一旁猛抽菸、當面給人難堪……但是，他稟賦的那些珍貴、罕有的特質，諸如聰明、強韌、勇敢、無私、堅定、可靠、眼光遠大……，卻是相處越久，感受越深。
所以，我的回答往往是：「鄭南榕太好相處了。有一種失傳已久、世人早已遺忘的東西，叫做『誠信』，鄭南榕堅持用世人日感陌生的誠信之道待人，別人當然覺得異樣、突兀和失措，如果你也能以誠信之道回報，鄭南榕簡直太好相處了。」
當廉價的讚美、隨口的阿諛，流水般從世人嘴巴傾洩出來時，鄭南榕的直言無諱，根本就像一隻烏鴉；當虛矯的禮儀、華麗的身段蔚為時尚、風行社會時，鄭南榕的言行一致，當然招人嫌惡；當這個時代習慣說謊話不臉紅、習慣先放狠話後當烏龜、習慣把承諾當水中月鏡中花，鄭南榕的堅持原則，簡直令人不能忍受。許多人因而發現自己的虛幻、欺瞞、懦弱、小器，而深感不悅。
曾經有一次，我為了同事工作情況欠佳而生氣，氣得關在辦公室發抖。鄭南榕敲門走了進來，輕輕的說：「有什麼好氣的？妳要待屬下如手足。」對員工如手足、如骨肉，拙於言辭的他，的確也在親身實踐這個信念。報禁開放前，報社老闆大多數把記者當狗看的時候，他堅持雜誌社的記者要有交際費津貼，他說：「我不要雜誌社的記者被人當乞丐。」後來雜誌社同事在外舉止大方、出手闊綽，還被報界記者奉為「阿哥」。
他自己卻不講究衣著，常常有人問我：「鄭南榕是不是只有一件西裝？冬天穿那件，夏天也穿那件！」雜誌社賺錢的時候，他忙著招攬人才，添購設備，許多員工配有專車，他依然走路上班，搭計程車洽公。雜誌社設有員工無息貸款，許多同事可以「先享受、後付款」，貸款買房子、車子、音響、旅遊、上進修班。會計主管邱小姐經常對我抱怨：「鄭南榕這個『有應公』，也不管有沒有錢，貸款單子一直批下來。」我卻從來沒聽鄭南榕說過一句要炒股票、換別墅或買豪華轎車。財務出現赤字時，鄭南榕堅持要借錢發年終獎金，各種運動來募款時，他有捐必獻。我曾對邱小姐開玩笑，雜誌社內最艱辛的職務就是會計主管，還要身兼「印鈔機」。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雜誌社收到高檢處發來的第一張「鄭南榕涉嫌叛亂」的傳票。那天是星期六，開完編輯會議後，鄭南榕找我和鄭肇基吃飯，商討後事。他問我們對雜誌社有什麼打算，鄭肇基先問他對官司有什麼打算，鄭南榕硬生生的講了一句英語：“over my dead body!”
那是一頓最難受的午餐，三個人沒有再說半句話。我們坐在餐廳臨窗的桌子，午後的冬陽穿過人行道上的白千層樹，細細碎碎打在身旁的玻璃窗。塵世乍見亮麗，這個人，就這樣斬釘截鐵和死亡訂了約期。
飯後，我們走路回雜誌社，那是我和鄭南榕最後一次走在陽光下。回到雜誌社，我對他說：「官司的部分，你自己做決定，雜誌社的部分，我們盡全力撐下去就是。」
從一月二十一日他說了over my dead body，到四月七日他以一具全焦的屍體向世人宣示他高潔不屈的靈魂，之間兩個多月的時間，我們再也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從來沒問過他打算如何誓死抵抗，我也從來沒有試圖去說服、改變他的想法。鄭南榕這樣的人，這樣的決定，如果我曾經以為可以企圖改變，不僅枉費我們相知一場，恐怕也是對他的人格的一種不敬吧。
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劇
二月初，編完春節合刊號的雜誌，有一天半夜，我從惡夢中驚醒。我夢見鄭南榕在警察的團捕拘提中，仰天大笑，飲彈自殺。醒來之後，全身發抖，上吐下瀉。
我決定春節的十天年假，每天都去雜誌社陪他。在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劇裹，我能做的，恐怕只是盡量減少些許遺憾吧。在往後的兩個月，他經常有事沒事就走進我的辦公室，有時我埋首工作，沒有理會，他就坐在旁邊，抽完菸後，慢慢走出去；有時我會擡頭問他有什麼事，他就隨口問了些不相干的事情，抽完菸又走出去了。當死亡正以可以目測的速度在日益逼近的時刻，我們都強烈感受到時間不多了，應該講些什麼話。可是又覺得，不管講什麼，彷佛都是多餘的。在他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七十一天裏，除了三月上旬我刻意安排的「官式訪問」，我們不再有深入的交談。我沒有勇氣去想像那七十一天裏，他內心在生死邊緣掙扎、衝撞、折騰的巨大痛楚。
我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上午九點，當警察前來強行拘提時，他迅速走入總編輯室，反鎖房門，全身澆滿汽油，點燃打火機的那一剎那，鄭南榕的心情，必然是充滿平安和喜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