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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早就想退黨（民X黨），都被人「勸阻」，拖到1988，實在「忍無可忍」（不關民X 黨的事，是我自己的問題。因為我只喜歡營私，不喜歡結黨），應該是1988年吧（？），決定了，我要退黨。結果，他媽的，退黨前夕卻發生了520事件。
那天，教完家教回來，電話響個不停，因為太累，我就都不接，拿起話筒，馬上就睡。睡一睡起來小個便，把話筒又掛回去，不久，電話馬上又響起，真快！那ㄟ按呢？我感覺有異，就接起來聽。
是一位參與農運的好朋友，在「鎮暴」現場用公用電話打來，他在極度吵雜的電話另一頭近乎哭喊著說：「二二八又發生了！」、「聽說有位女學生被打死了！」、「你趕緊找一些同學上來！」、「聽說嘉義那邊也有學生要上來，趕快！」。
我聽了滿頭霧水，來不及問明白，電話卻突然斷了。等一會兒，又另一個人打來，問他怎麼回事，他也說不清，只說有個女生很勇敢（按：指王雪峰），現在場面很亂，很多人被逮捕。
我越聽越迷糊。就打開收音機聽，結果聽到：「被逮捕的『ㄓㄕ`ㄈㄣ`子』有陳文治、陳啟昱…等等等。」咦？！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啊！兩個都是當時台大的學生，一個唸法律，一個唸社會學，他們應該都是暴力陰謀份子啊，什麼時候變成知識份子了？
我當時實在很納悶，為什麼收音機會說他們是「知識份子」呢？我心裏想：「國民黨是不是吃錯藥了？我們都是暴力份子、陰謀份子、野心份子，什麼時候變成『知識份子』了？」
雖然納悶，我還是在事件發生當天凌晨就立刻北上，去看被鎮暴警察揍得慘兮兮的「同志」及朋友們。很久以後，我才突然想起，應該是我的國語不標準，分不清知識份子和滋事份子。我們是滋事份子，不是知識份子，聽錯了。
陳啟昱從「裏頭」（記得好像是拘留在一家百貨公司樓上，很奇怪，怎麼會在百貨公司，記得好像是台北的「力霸」）走出來時，一臉驚慌，我上前拍他肩膀，他竟然震了好大一個，像被雷公打到一樣；呼他也不應，彷彿魂魄出竅。
陳文治事後看起來比較「鎮靜」，可能是嚇呆了，不過，鼻青臉腫的，往日滿臉的笑容也不見了。
有位前輩不以為然地跟我說：「人家在受難，你卻要退黨？」
那時候，學生黨員恐怕只有十來個吧，退黨好像有點「不夠意思」。於是，我就不再去想退黨的事了，反正有人幫我繳黨費，反正有入黨跟沒入黨，對我其實毫無兩樣，因為我並不參與黨的事。事實上，我的所謂「參與反對運動」，都只是出個人頭，沒有真正做過什麼事。
一直到1995年，選了一個良辰吉日（228），才正式寫個退黨聲明，退回黨證。不過，那時候退不退對誰都沒有差別了。我正經八百地照章行事退黨，說不定還只是惹來笑話，經辦人員說不定會問說「遮係啥郎啊？欲衝啥咪啊？」。
很多人以為我既是「黨國元老」，而且有八年多的黨齡，最後還是執意退黨，想必是對同志們「失望」吧？！其實不對。
我從來沒有對這個黨和這群反對運動的朋友們懷抱過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何來失望？！就好像我再怎麼差，我都從來沒有對自己失望過一樣，因為，我對自己也從來不會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也沒有觀察到所謂「權力使人腐化」的現象。
一個人有了權位之後，的確往往會「作風丕變」，但是，這不叫「腐化」，事實上，很可能當事人「本來就這樣」。
我所謂「本來就這樣」，沒有貶意。這意思是說他本來就是某一種「花」，當外在條件充足了，就會「開花」；而不可能突然花不開了，卻結成一粒大冬瓜。如果我們看到一粒大冬瓜，那是因為他本來就不是鮮花，而是大冬瓜的基因。
的確有許多朋友過去整天講「革命」、激昂慷慨，現在卻成了好乖好乖好會社交的花蝴蝶，穿梭在各種利益和口號之間。但是，我們千萬不要以為他們「腐化」了，不是這樣。
事實上，當他們過去喊革命、拋秀髮灑口水的時候，我看不來他們是在喊真的。他們那時候就是花蝴蝶了，只是看你看不看得出來而已。或者說，當時是一粒蛹，得等到金光閃閃、鎂光千條的培育之後，才會幻化成一隻美麗的蝴蝶。
不過，說看不出來他們喊革命是喊真的，並不是說我懷疑他們故意在騙人，不是這樣。事實上，我相信大家「在當下」，不管什麼「理想」，都是喊真的，問題只是當事人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而已。不要騙人是很容易的，但是，不要騙自己卻很難。
而且，用喊的，有什麼理想喊不出來？尤其在某種悲壯的氣氛下，天大的口號也喊得出來，可是，等內分泌一消退，激情過後，又是另一回事。喊口號容易，想清楚「原理」卻非常難。
抵抗壓迫似乎也比較容易一些，甘於孤寂卻比較難，因為這是一個重視眼前歡的社會。一件工作總是試個一兩次沒有人理睬、沒有掌聲，「理想」往往馬上就打三五折了。分工做一件事也一樣，報紙報越大篇，「理想指數」就越高，大家越搶著做，反之亦然。
一切骨子裏的東西都沒變，大家一直都是他本來的那個樣子。所以，我不是很相信「權力使人腐化」這種說法，至少我沒看過。
人的本性不容易變，醫學上有此一說，小孩子在兩三歲以後，人格就定型了。
聽說我三歲就會自己切柳丁吃了，結果切到手，指頭留下一個美麗的疤。從小見其大，敝人顯然自小就有農夫「務實」的性格，愛吃什麼就自己播種，絕不假手他人，也不亂喊口號。
另外一種情況也一樣，那就是，我們看一些人在某個時代氣氛下，儼然英雄豪傑或先知，這的確沒錯。慢慢地，外在氣候條件變了，但是，他還是「以不變應萬變」，莊敬自戕，處驚「不變」。比如長老教會。
這也不是因為他們變壞或腐化了，不是這樣。事實上，他們什麼都沒變，而只是因為劇情不同，對角色的要求也不同，而當事人容顏已改，所以，也就扮演不了新角色。許多「偉人」其實都屬於這一類。他們的言行、心態其實都沒有變壞，而只是角色不合。
他們老是想用同一號表情演不同角色，當然行不通。這時候，他們需要的是一種自知之明，看是要下台一鞠躬，或者培養一種彈性褲襪般的調整能力，不要總是想「吾道一以貫之」。
這跟下棋一樣，下一步該怎麼走，應該是機動的、雖佈局而調整的，而不是事先決定好要如何走完每一步。世上大概沒有這麼笨的棋手，現實中，卻有這麼笨的「偉人」或「先知」。
不過，不管是屬於「革命蛹化成花蝴蝶」或屬於「吾道一以貫之」型，不管表面上的變與不變，骨子裏的本性都不會變。
我不否定英雄豪傑的勇氣和貢獻，但是，如果現在換個角色演出，換民進小爛黨迫害老K，我敢說，老K陣營中也一定會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出爐。許多我們以為是貪官污吏那樣的人，也很可能搖身一變，變成感動人心的烈士，因為，有壓迫的地方就會有反抗。
反抗只是一種生物本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美德。任何一方被逼到牆角時，都可能理念至上，無畏生死。
因此，單純從行為上，我們實在很難分清楚誰是花蝴蝶誰是革命者誰是大冬瓜，就好像我們從外表看不到一個人的基因組成一樣。許多東西用肉眼看不到，而且，我相信，這些東西跟基因一樣，不太會變。
我們過去欣賞的人，現在每一個其實都仍然一樣，並沒有改變。或許他現在的所做所為可能無法獲得我們的認同，但是，我們還是很難說他變了或腐化了，他還是跟過去一樣好。
人心是很難改變的。權力不會使人腐化，而只是使人現出原形而已。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不過，老實說，我還沒見過真正很惡毒的人性，即使再壞，也都還在「可接受」的範圍。後來慢慢政治氣氛開放，比較有機會看到或接觸到更多我本來以為很惡毒的人，使我觀感大有改變。因為，他們的人性，顯然都遠比我們「想像」的好太多了。
我有一種深深的體會：一個人如果會生病會感冒，我想，他就不會是個多麼壞的人。我們可以制止各式各樣的惡事，卻沒有必要說這一方是好人，那一方全是惡棍。
以某種「答案」來切割敵我是很愚蠢的。就好像我們再怎麼討厭好萊塢電影，都不該以此來劃分敵我一樣。我們不會因為某個人喜歡看好萊塢爛片就視他為敵人。
大家的人性都差不多，只有極少數特別。特別好的，我見過；特別邪惡的，我還沒見過，也不相信能邪惡到哪去，因為，人這麼一個小不點，一點風寒就哭哭嗽的，有什麼能耐呼風喚雨？！
相反地，許多可怕的惡事，往往不是出於什麼邪惡的人性，而是出於自以為是的正義。比方說希特勒，他似乎一點都不壞，「自律」甚嚴，而且，顯然很愛鄉愛國，充滿各種「崇高」的理想，但是，這種「答案至上」的的「偉大」理想，一旦成了多數或強者的意志，那麼，那些少數或弱者就會倒大霉了。
我們其實也不一定得靠權力的檢驗或苦難臨頭才能體會一個人的本性，從簡單的日常言行實際接觸中，其實很容易就可以觀照原形，當然，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鼻子聞。
不能用眼睛看是因為：行為上的好好壞壞，實際上和一個人的本性，似乎是兩回事。孔子說「聽其言而觀其行」，這沒什麼錯，問題是該用鼻子「觀」，也就是用聞的，而不是用眼睛看那些表面行為的好好壞壞。
而且，一個人會做出好事壞事，實際上也不一定能有多少選擇，這就好像希望一個流浪漢能每天保持頭髮整齊一樣，他很難「選擇」乾淨整齊。當某些社會或生物性的條件定了，當事人實際上也不會有多少選擇了。就好像當健保局規定精神科醫師會談四十五分鐘只能申請兩百塊台幣的醫療費用時，醫生實際上也就沒有多少不說謊、不做假的空間了。
不過，用聞的，也不一定人人都聞得到，這恐怕需要如藝術家一般的某種「天賦」才辦得到。我發現，絕大多數人是沒有這種「識人」能力的，他們往往把猥瑣的小癟三當成威風凜凜的大偉人，把馬文才當成唐伯虎，卻把黑珍珠當成一粒大鼻屎。
一個沒沒無聞、沒有任何耀眼學經歷或輝煌革命史的「偉人」，送到你眼前，你很可能根本不當會他一回事。但是，一個狗皮倒灶的什麼碗糕部長、院長的，如果請你吃販，可能會讓你高興得半死。
我如果把我心目中的許多「偉人」給請出來讓大家認識，可能絕大多數人會用鼻子發出聲音來，以表輕蔑，或者說「他/她也沒什麼啊！」。
這世界就是這樣，很奇妙。該奇的不奇，不該奇的卻大奇特奇。不過，當我們見識久了人心本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歷史像月經，走一定的步驟，帶來一定的痛苦，不斷循環。但是，我不感嘆人性，我對人性沒有怨言。我只感嘆人的某種注意力、某種眼光，太過「高瞻遠矚」了，總是要逐日、攀彩虹、摘星摘月，都是一番春秋大夢，反而看不見一些擺在眼前、最簡單的、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的道理。
不過，感嘆猶不足，最後還是得回到「迷信」上。因為，我還是相信，即使再微不足道的事，都還是得「那神祕的力量」點一個頭才能算數。要怎麼稱呼這個力量，我倒沒有什麼意見。叫祂上帝或觀世音菩薩或其它字眼都可以。
鄭南榕自焚後，媒體一面倒抹黑，比如台灣時報報導說鄭南榕這個「瘋漢」，把門關上，阻止同事們離開，並且說「統統不許走，你們要跟我一起同歸於盡」。
事實上，在兩百個警察企圖攻堅要進來捉人時，鄭南榕把女兒竹梅交給雜誌社同事說，「妳跟阿姨他們走」。然後，自己把門反鎖，在辦公室內點火自焚。
在他閉關、抗拒拘提的七十一天中，幾次都有人問我要不要輪班去保護他，但我都沒有去，主要是因為我在忙著成立一個有關兒童權利的團體以及當年兒童節的一個遊行。兒童節遊行忙完後第三天，就出事了。
後來，我聽說，鄭南榕在自焚前幾天，曾對周遭陪伴的友人們說：「台灣政治要清明，基督徒要努力去傳福音。」
這話使我很訝異，也很感動，因為，鄭南榕這個因為拒修國父思想而大學沒畢業的哲學家總是給我一種很剛強、很理性的感覺，我沒想到他也會講出這麼「軟弱」的話。後來，每逢跟別人談到他，我就一律轉述他這句話。
詹益樺自焚時，我倒是在現場，而且正好在他身邊，也就是遊行隊伍的最前端。媒體不但抹黑，而且嫁禍。電視報出來，打的字幕不是「自焚」，而是「活活被燒死」，並且說他「被放火」燒死前還大喊「趕快來救我啊！」。真是胡說八道到極點。
詹益樺引火自焚撲向總統府前的滾地籠時，丟出一本聖經，喊了一句「主啊！請你原諒他們」，因為老K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阿樺本來是「行船人」，出遠洋，在一次船難中被當地居民救起，好像是被收留在歐洲某個國家的民宅一陣子，之後，他似乎頗受感動，就一直想貢獻社會，於是開始參與政治，幫忙尤清等人選舉，520事件也被抓，而且被刑求，立法院的招牌曾被他給拆下來在地上用棍子敲爛。
他死之後，他的一些日記陸續披露，我很驚訝地發現原來他也這麼「迷信」，因為，我不曾在他不時嚼著檳榔的紅色大嘴巴中聽他談過什麼「上帝」。